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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问|杨伯江:邦交正常化50年,中如何重温初心、面向将来?

中新社北京9月20日电 题:邦交正常化50年,中日如何重温初心、面向未来?

——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

中新社记者 张素

今年是(shi)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。站在重要历史节点,中日两国如何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,推动构建(jian)契合新时代要求的(de)中日关系,更好(hao)面向未来,受到各方关注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、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杨伯江近日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,解读中日两国应如何重温初心、面向未来、相向而行,将更加成熟稳定、健康强韧的(de)中日关系带入下一个50年。
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:

中新社记者:中国人(ren)常说“五十而知天命”。重温邦交正常化“初心”,对(dui)于“一衣带水”的(de)中日两国有何意义和启示?

杨伯江:今年是(shi)中日关系的(de)重要年份。50年前,两国本着互尊互信和求同存异的(de)精神,克服重重困难实现邦交正常化,意义重大。

比较冷战背景下新中国与其他(ta)国家的(de)建(jian)交模式,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其自身特点。两国政府先是(shi)在1972年发表联合声明,然后时隔6年签订经立法机构批准的(de)和平友好(hao)条约。可见由于情况特殊,中日邦交正常化是(shi)分“两步走”的(de)。

1978年10月,邓小平出席《中日和平友好(hao)条约》互换批准典礼。钟欣 摄 1978年10月,邓小平出席《中日和平友好(hao)条约》互换批准典礼。钟欣 摄

以史为鉴,更有观照现实之义。2021年10月8日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(dianhua)时指出,“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”。我(wo)想,这里就包含着对(dui)邦交正常化“初心”的(de)再确认。对(dui)于在邦交正常化之初老一辈领导人(ren)就发展两国关系方针、原则等达成的(de)共识,双方应一如既往地遵守下去。在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(de)重大原则问题上要重信守诺。

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,台湾问题是(shi)焦点。半个世纪过去,对(dui)照近年来中日关系的(de)现实发展,我(wo)们(men)更加感到“初心”的(de)重要性。早在50年前,中日两国领导人(ren)已就如何处理台湾问题达成共识。令人(ren)担忧的(de)是(shi),一段时期以来,日方在台湾问题上连续出现消极动向,给中日关系带来严重干扰。

中新社记者:面向未来,中日两国应如何“以史为鉴”,更清醒地把握双边关系发展正确方向,构建(jian)契合新时代要求的(de)中日关系?

杨伯江:中日地缘相近文化相通,两国关系源远流长,内涵丰富又格外复杂。构建(jian)契合新时代要求的(de)中日关系,必须把握中日关系自身特点,还要抓住新时代特征。

时代特征,概括来说体现于两个层面——看全球,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;看中国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(shi)中国发展新的(de)历史方位。所谓“契合新时代要求”,意味着中日双方要从本国真正的(de)长远利益、根本利益出发,从造福地区与世界的(de)高度出发,继续本着“求同存异”的(de)原则精神发展两国关系,包括处理相互间的(de)矛盾分歧。

2015年,中国青年艺术家与尾上菊之助(右三)等日本青年艺术家在北京共同表演。潘旭临 摄 2015年,中国青年艺术家与尾上菊之助(右三)等日本青年艺术家在北京共同表演。潘旭临 摄

作为“搬不走的(de)邻居”,中国与日本在长达2000多年的(de)交往中必然地产生了两方面的(de)结果。一方面,两国之间大到社会小到个人(ren),都会有千丝万缕的(de)联系,许多好(hao)的(de)成果和经验已经积淀下来;另一方面,不可避免就会有这样那样的(de)分歧和矛盾。

放眼世界上近200个国家,邻国之间存在问题并不罕见,而是(shi)很常见,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(de)思路和方式解决问题。应该看到,自1972年以来的(de)中日四个政治文件都强调双方互不构成威胁,和平、友好(hao)、合作也始终是(shi)双方必须牢牢把握的(de)正确方向。中日达成的(de)四个政治文件和一系列重要共识,为处理各种矛盾分歧确立了根本遵循,也是(shi)确保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(de)根本保障。

中新社记者:在绵延2000多年的(de)长期交往中,中日两国人(ren)民曾为亚洲乃至全球文明进步作出贡献。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(de)两国今天如何为人(ren)类贡献更多智慧力量?

杨伯江:总体来说是(shi)两个层面。一个层面是(shi)具体到每一个实际问题的(de)解决,例如,中日双方在应对(dui)极端天气等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,在某些方面处于相同立场。

以当前颇受关注的(de)减碳为例。中国能源消耗中,煤炭所占比例较高。日本在经历“3·11”地震以后,核能发电受挫,石化能源使用程度不降反增。因此,中日双方在减少煤炭依赖等问题上可以探索合作。

另一个层面是(shi)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携起手来,为百年变局下世界的(de)和平与稳定进一步贡献东方智慧。

目前,国际间的(de)诸多标准、价值、模式等,还是(shi)由西方首创或定义的(de)。实践表明西方的(de)路不一定适合亚洲,以及除欧美之外的(de)世界其他(ta)地区。

展望未来,亚洲真正实现复兴,不仅在于经济总量的(de)上升,也基于“亚洲价值”能否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发挥出应有的(de)作用。作为亚洲主要国家,世界第二、第三大经济体,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责无旁贷。

2019年,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(dui)话在北京举行。盛佳鹏 摄 2019年,第五次中日经济高层对(dui)话在北京举行。盛佳鹏 摄

需要指出的(de)是(shi),尽管有相通的(de)历史文化渊源,但中日文化并不相互等同,彼此更需要增加文化、文明的(de)对(dui)话与交流。这在实践中也有具体抓手。

中国和日本是(shi)当前世界上仅有的(de)使用汉字的(de)国家。历史上,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,包括典章制度。清代后期以来,中国引进日本典籍,以学习当时先进的(de)技术和思想。在这一过程中,中文从日语中引进了大量汉字词。

近代以来,中日两国走上不同的(de)发展道路,经历了不同的(de)民族命运,对(dui)于一些词的(de)解读也渐行渐远。比如“保守”一词,日语沿用“conservatism”的(de)词义,指相对(dui)谨慎、稳健(的(de)政策),不包含太多价值判断。中文语境下的(de)“保守”则意味着因循守旧、故步自封,含义偏于负面。当人(ren)们(men)讨论冷战后的(de)变化时,尽管中日两国学者都认同日本社会在总体保守化,但彼此对(dui)“保守”的(de)感受、概念的(de)认定是(shi)有所不同的(de)。一词之别,折射出文明交流互鉴的(de)重要性。

中新社记者:在涉台、东海、历史等议题上,中日应如何管控分歧,排除外部因素干扰,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“减负排障”?此外,对(dui)于所谓“政冷经热”状态,您怎么看?

杨伯江:目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,比如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世界范围内供应链波动、人(ren)员往来受阻等,又如中美关系变化等,都是(shi)中日关系面临的(de)环境因素。在如此复杂的(de)外部环境中想要实现稳定发展,总体思路在于把中日关系的(de)良性资产部分做大,使得不良资产的(de)占比相应缩小。

进一步来看,对(dui)于现存的(de)矛盾分歧,我(wo)们(men)应认识到,能解决当然更好(hao),但有些问题短期内解决不了,就应进行有效管控。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新一轮矛盾高发期,新老问题交织凸显,双方要切实重信守诺,按照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及有关共识精神,增强风险意识,妥善处理敏感因素,避免冲击两国关系大局。

“以经促政”“政经分离”,是(shi)在战后特殊历史阶段中日促进关系发展的(de)有效方式。在1972年发表联合声明之前,两国交往就是(shi)“以民促官”。这一做法的(de)背后逻辑,既因为双方有共同的(de)利益需求,也因大方向是(shi)明确的(de),即双方迟早要实现邦交正常化。

时至今日,两国间政治关系、经济关系发展到互为基础,相互影响。政治关系不好(hao),经济合作密切是(shi)不可能的(de)。反过来,经济合作不足,好(hao)的(de)政治关系也难以长期维系。“政冷经热”是(shi)特殊背景下的(de)现象,不可能作为常态存在。

2020中日(大连)博览会在此间举行。刘德斌 摄 2020中日(大连)博览会在此间举行。刘德斌 摄

中新社记者:有民调显示,日本的(de)年轻人(ren)对(dui)华态度与其前辈存在差异。您认为在民间交流方面应如何有针对(dui)性地创新改革,厚植中日友好(hao)民意基础?

杨伯江:一国民众对(dui)另一国的(de)印象往往有着明显的(de)代际差。说到日本民众对(dui)华态度,还需根据其年龄细分。相对(dui)来说,50岁—60岁这一代日本人(ren)对(dui)华印象较为不好(hao),其中一个原因是(shi)他(ta)们(men)这代人(ren)经历了繁荣鼎盛时期,又目睹日本经济进入下行通道,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蓬勃发展,难免产生心理落差。

至于如何厚植民意基础,需要根据阶层、业别、年龄层划分,我(wo)有两点建(jian)议。一方面是(shi)面向中老年人(ren),应该着力挖掘传统文化共同点,扩大“文化相通”。事实上,20世纪90年代前,在经济繁荣背景下,日本人(ren)特别想在文化上“寻根”,直至今日依然有许多日本人(ren)对(dui)古代丝绸之路心怀憧憬、对(dui)日本与丝路之缘很感兴趣。两国可以扩大开展上述项目交流。

另一方面是(shi)面向年轻人(ren)。相较于他(ta)们(men)的(de)祖辈、父辈,中日两国年轻人(ren)的(de)成长背景更为接近。特别是(shi)在互联网时代,他(ta)们(men)哪怕不见面,也可以在网络上交流,讨论共同感兴趣的(de)话题、打同款的(de)网游。应该把他(ta)们(men)探讨的(de)话题引向深入。

2019年,“中日青年友好(hao)使者沙龙”活动在北京举行。侯宇 摄 2019年,“中日青年友好(hao)使者沙龙”活动在北京举行。侯宇 摄

总之,可针对(dui)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的(de)受众,设(she)定不同的(de)民间交流主题,让更多日本人(ren)了解一个“等身大”“立体”的(de)中国,加深两国民间的(de)相互理解。(完)

受访者简介:

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贾天勇 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伯江 贾天勇 摄

杨伯江,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、东海问题研究中心主任,研究员,博士生导师。中华日本学会常务副会长(法人(ren)代表)、中国亚洲太平洋学会副会长。曾任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(NIRA)、日本国际论坛客座研究员,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、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。长期从事大国关系、亚太安全、日本问题等领域研究。代表性著作包括《东北亚如何实现与历史的(de)共生——从大历史维度思考中日韩和解合作之道》《日本国家战略转型——认知重构与路径选择》等。

【编辑:姜雨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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